□高超英

她坐在窗前，身上落着县城清晨的阳光。那光薄薄的，裹着浮尘，不像乡下老家的——清亮亮的，带着草叶味儿，能一下子扑进人胸口。城里的光总温吞吞的，像隔了层毛玻璃，轻轻笼着她花白的头发。

这片刻的安静里，我望着母亲叠在膝盖上的手。那双手满是皱纹，像秋天落下的老树叶，脉络分明。我忽然想起，母亲的人生就像一条叫“母亲”的河，默默流了大半辈子。

她的人生之河，发源于1954年一个贫穷的村庄。作为家里的二闺女，她的世界从没有“自己”。村小学的钟声传得老远，别的孩子像小鸟似的跑向学堂，她却要背着哭啼的弟妹，守着灶膛的火苗，割不完的猪草堆满筐。上学的心思刚冒头，就被身后的哭声、灶上的烟火摁了回去。她的少女时光，没有书包课本，只有肩上那副看不见的重担。

嫁人后，这份担子又来自公婆的身上。那时还在乡下，爷爷奶奶身子骨弯得像被风吹歪的老树，母亲成了他们离不开的“拐杖”。我记得，奶奶坐在吱呀响的竹椅上，母亲端着温水蹲下来，细细给她洗脚。奶奶的脚是旧社会裹过又放开的，趾甲又厚又黄，脚掌轮廓变形。母亲却一点不嫌弃，用毛巾细细擦过每一道褶子，一处都不漏。后来爷爷瘫在床上，喂饭、熬药、擦洗身子，成了她每天雷打不动的事。她从没抱怨过，好像这些本就该刻进日子里。

她更是我们姊妹四个的娘。那时日子紧巴，像一锅总熬不稠的稀粥，清汤寡水的，却映着我们挤在一起的脸。父亲在外谋生，家里全靠母亲撑着。冬夜北风呼啸，我们挤在冷硬的被子里，母亲坐在炕沿，就着煤油灯的微光，先伺候完老人，再拿起针线补衣服。针尖穿过厚布，“嗤——嗤——”地响，她低着头，一针又一针，把破洞，连同对全家人的关爱，都一针一线地密密缝进去。

我十三四岁那年，生活转了个弯。父亲攒了点家底，家里决定搬去县城——为了我们能念更好的书。我们小孩子听了像炸了响雷，满是期待；可对母亲来说，这是要把她连根拔起。她要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子，离开埋着公婆的坟头，离开熟稔的乡音乡邻，去一个陌生到让她发怵的地方。

搬家那天，她站在空了的老屋院子里，最后望了眼黑黢黢的老灶膛，手摸过磨得溜光的门框，眼神里说不清是不舍还是认命。她没有多说话，只是把屋里屋外仔细看了又看，像在跟那些浸透汗水的岁月作无声道别。

刚到县城，母亲像被关在笼子里，浑身不自在。可她很快找到新“营生”：把家打理得妥帖，把我们的学业当成头等大事。她看不懂课本，却能从我们放学的脸色里，一眼猜出考试好坏。我们熬夜看书，她会悄悄端来热水，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，就着昏黄灯光，继续做永远做不完的针线活。

最让她脸上有光的，是我们姊妹一个个考上大学。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，被她反复摩挲，凑到光亮处仔细看，像是想从那些方块字里，寻觅出她自己不曾有机会走过的那条路。那一刻，她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，像春天的湖水泛着涟漪——那是她用一生力气和一场搬家，换来的最实在的胜利。

我们都以为她该歇歇了，可大哥的孩子一落地，她的手又自然而然接过新担子。

我望着她在光影里的侧影，背已有些驼，像一座被风雨磨蚀多年，却依旧沉稳的小山。她一辈子，从儿媳到娘，从乡村到县城，像一场不言不语的跋涉。她不识字，却把我们送进学堂；她没出过远门，却为我们撑起看世界的天。她的一生，本就是首无字的诗。

她忽然转头，看见发呆的我，浅浅一笑：“醒了？粥在锅里，还热乎着。”

窗外的车声、人声不知何时喧腾起来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母亲也将从这片刻安静里起身，回到她操劳了一辈子的柴米油盐里去。那日子，像条沉默的河，滋润着岸边所有。